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珍贵记忆，是地域文化的独特标识。近年来，景德镇市浮梁县积极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旨在为古老的文化传承搭建新的舞台，让深藏在岁月长河中的瑰宝焕发出时代的光彩。

浮梁县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世界遗产提名项目的核心支撑区域，拥有三大组成部分：高岭瓷土矿遗址、蛟潭窑柴燃料产区与长岭瓷石矿遗址，三者分别以“土”“火”元素，共同构筑起景德镇手工制瓷业的完整产业链。本期聚焦“土”之代表——高岭瓷土矿遗址，带您走进这座千年瓷业的“筋骨之地”。

高岭瓷土矿遗址：瓷业文化遗产的核心坐标

高岭瓷土矿遗址坐落于瑶里镇高岭山山区，在浮梁县的文化遗产版图中占据着关键位置。它与蛟潭窑柴燃料产区、长岭瓷石矿遗址相互呼应，共同为景德镇的申遗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凭借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2001年，高岭瓷土矿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入选遗产要素点，成为浮梁文化遗产保护道路上的璀璨明珠。

溯源历史：高岭土的传奇诞生与制瓷贡献

高岭土的形成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是火成岩和变质岩的长石等硅酸盐矿物，在特定地质条件下风化的结晶。这里的高岭土品质超凡，三氧化铝含量高，耐火性强，变形率低且可塑性良好。尽管高温制瓷时其粘黏性略有欠缺，但古代匠人们巧妙地将其与瓷石按比例搭配，创造出闻名遐迩的 “二元配方”。这一创举使得景德镇在明代成功烧制出大型瓷缸，高岭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骨架支撑作用，为景德镇明清时期手工制瓷业走向巅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世界制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完备体系：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

高岭瓷土矿遗址完整呈现了高岭土产业从开采到加工、运输的全过程，犹如一部立体的产业发展史。生产区的汪、何、冯三大槽遗迹，见证了以姓氏宗族为单位的生产组织模式。露采和洞采两种开采方式，留下了10处露采矿坑遗迹和129处矿洞遗迹，彰显了先辈们的开采智慧与艰辛。此外，大量的淘洗池、晾晒场、工棚和引水渠等加工遗迹，展示了当时先进且完备的加工工艺。

生产聚落区的何、汪、胡、冯四大姓氏聚居，现存的胡氏宗祠、何氏宗祠承载着浓厚的宗族文化。而对外转运区域，矿工们将高岭土制成 “不（dun）子”，肩挑背扛运往东埠村，再经东埠码头装船运往景德镇。即便在清末民国高岭瓷土生产衰落时期，东埠码头每年仍有平均约 700 余万块高岭土 “不（dun）子”运往景德镇，为瓷都的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保障。

文化脉络：人文与自然的交融

高岭瓷土矿遗址不仅是产业遗址，更是文化的富矿。水口亭始建于唐末，门上“玉岭云峰”四字相传为南宋理宗赵昀手迹，亭内4块功德碑记录了高岭土生产的兴衰历程，也反映了以宗族单元管理为核心、外地矿工参与的生产组织模式。接夫亭则承载着矿工家庭的情感寄托，诉说着高岭矿工的艰辛生活。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69年来到东埠，深入了解高岭土工艺后，将其命名并传播至欧美地质学界，使“高岭土”之名享誉世界。尾砂堆在阳光照耀下形成“青山浮白雪”“玉带绕青山”的独特景观，现存5处集中分布的尾砂堆遗迹，占地面积达16万平方米，总量超750万吨，规模宏大，见证了历史上高岭土加工的繁盛。

考古新篇：科学实证历史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冯家大槽附近进行的二期考古意义重大。这是高岭有史以来的首次发掘，通过对出土遗迹的研究，划分出与高岭土生产相关的三个时期，为高岭土的开采、淘洗、制作成品的整个工艺流程提供了科学、权威的佐证，进一步丰富了高岭瓷土矿遗址的历史内涵，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东河原料水陆运输遗存：商贸繁华的历史见证

与高岭瓷土矿遗址紧密相连的东河原料水陆运输遗存是高岭土运输的关键通道，与东埠码头、东埠古街共同构成高效的运输系统。东埠码头鼎盛时期延绵三里，现存9处码头遗迹，分为生产码头和生活码头，承担着运输制瓷原材料和接收生活物资的双重功能。

东埠古街作为东埠村内主街，麻石铺就的路面上独轮车压出的凹痕，见证了当年运输的繁忙。街道两旁商铺林立，现存约80座明清古建筑，包括客栈、酒坊、茶馆、米店等，生动展现了昔日的繁华景象。奉勒石永遵碑立于乾隆四十八年，是古代保护营商环境的法律见证，维护了高岭土运输市场的公平秩序，体现了当时的商业文明。

高岭瓷土矿遗址及其相关的东河运输遗存，承载着浮梁千年的历史文化，是浮梁申遗工作的核心力量。